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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

来源:未知2021-06-09
    与上述强势参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教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笔者将之归纳为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宗教人物形象”在作家作品形象系统和审美蕴藉中既没有现代启蒙旨趣,也没有文化批判意味。其次,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以出现相关“宗教人物形象”为事实依据和确认准则,多数作家作品对此往往点到为止。最后需要指出,若结合作家文化立场、艺术风格及文本整体的审美意蕴考察,“宗教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大多只具备相当有限的附属性价值,不仅不可能影响作品的整体意蕴,自身的审美意蕴也受到极大限制。以下笔者分类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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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

    首先是“佛教人物形象”的弱势参与。鲁迅小说《阿Q正传》比较典型,小说中的“尼姑形象”主要是基于阿Q形象的性格塑造与情节发展而来,就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主旨而言,也没有关键作用,置换为他者亦不影响总体意蕴。张资平的小说多涉及基督教,小说《末日的受审判者》则墓于叙事进程和故事发展,塑造出负责沟通的寺庙小僧人形象,不过这和小说的自我忏悔主题并无直接关系,只是微弱地附属于此文本系统而已。路翎的小说《燃烧的荒地》旨在表现当时中国乡村以佃农张士清、官兵郭子龙和地主吴顺广等人为代表的不同阶层的性格特征与人生命运,小说塑造出观音殿中有两个和尚,但他们主要是烘托刻画郭子龙善恶杂陈、情理交融、混乱颓荡的性格与心理,既没有直接推进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和后面的阶级斗争与社会探索形成有机关联。此外,比较典型和普遍的还有若干游记散文,如巴金的《游了佛国))与《在普陀》,郑振铎的《大佛寺》、《大同》、《云冈》等,虽然作家巡游宗教古迹颇有文化寻根和心灵安顿之意,但上述散文中描述僧人形象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和自然人文景观产生深度融合。
    基督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作者以近现代国家困局为背景,从探索中国现代青年人生命运和心路历程的高度呈现蒋家儿女们的思想轨迹与性格命运,其中蒋秀菊和夫婿王伦毕业于教会学校且出国留学,但其基督徒身份既没有落实到人物自身的性格与生活,也没有和整个作品主题产生深切关联。与此相类,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在提及鲍小姐的未婚夫李医生是基督徒时,只是以三言两语的调侃打发之;张爱玲的小说《年青的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中亦有只言片语涉及“基督教人物形象”,他们基本只是作为附属人物编织到整个的文本系统中,这种编织没有深层的有机联系。
    道教和伊斯兰教在此方面相对乏少。鲁迅的小说《补天》、《奔月》中皆塑造出道士形象,但前者主要是为烘托女娟形象而为主题“打工”,后者则重在推进后异与嫦娥的生活叙事与命运演变。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在结尾叙述翠翠的爷爷被安葬,塑造了民间道士,但只有寥寥几笔且沉默无声,很难产生独立性的审美意蕴。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许地山的小说《商人妇》,作品塑造的回教徒阿户耶也缺乏鲜明的宗教性格和丰富的意蕴,其主要功能在于支撑惜官的命运叙事。
    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作家作品审美意蕴的生成与传播,这是其不同于宗教意义和文化批判旨趣的意义创构,亦是最能体现现代文学终极关切之审美特征的类型,其中更以积极参与类型为核心和典范。此类型既体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基督教文学的继承与吸收,也体现出现代作家富有独特性和时代性的审美创造力,为后续的同类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基础。同时,若将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三大意蕴导向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传统的宗教意蕴类型数量偏少,影响范围比较有限,认可宗教资源的作家相对缺乏与现代社会生活深入有效的沟通;现代人文价值诉求维度所占比重最大,但其批判性、否定性思维与启蒙立场导致对意义生活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而且,现代作家宗教体验的有限性使得其文化批判不能充分有效地命中宗教彼岸世界的核心,就像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比农民形象更为生动传神,根本上源于他对知识分子生活体会之亲切与深刻。审美意义上的文本参与类型也相对较少,但是影响范围和受众却相当庞大,只是“宗教人物形象”的意蕴生成受诸多限制,如果作家在宗教体验、思想洞察、艺术性等方面更有创获,审美意蕴当更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