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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参与类型之“佛教人物形象”

来源:未知2021-06-09
    前文已述“佛教人物形象”强势参与审美建构的两种类型,即在积极建构审美意义世界的基础上,有题材意义上的全面参与和人物形象意义上的局部参与,前者主要有施蛰存、王统照、沈祖菜、艾芜、废名等作家作品,后者则涉及包天笑、废名、徐舒、鹿桥等作家作品,两种参与类型影响到人物形象的艺术特征。
    前文已在文化批判意义上探讨了施蛰存小说“佛教人物形象”的艺术特征,其实施氏作品亦有对现代情欲生活状态进行审美审视的旨趣,所以无论是对历史上译经大师鸿摩罗什的“故事新编”,还是对宏智法师和黄心大师的塑造,都明显侧重全聚焦视角下“我注六经”式的心理分析,此心理描写的非宗教性固然有文化批判的指向,同时在批判中也恰恰蕴含着象征和隐喻功能,即成为现代人非理性情欲生活状态和内心苦闷的折射和寓言,因此心理刻画可谓一石双鸟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佛教历史人物,还是宗教文化背景的虚构,都为施蛰存的现代生存体验传达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平台,就像影片的精彩须以幕布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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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参与类型之“佛教人物形象”

    王统照的《印空》很大程度上也是佛教人物题材意义上的内省探索之作。小说主要以全聚焦视角和第三人称展开,开首部分运用倒叙手法与直接的言行描述刻画印空法师的宗教性格,继而通过主人公的自我回忆及心理描写呈现其情欲体验,这种体验描写固然具有宗教性格元素,然而更接近于现代人的情欲生活观想:“回想自己在黄昏的旅店中改变服装;在狭巷的灯光下摹仿浪子的行径;以至粉光肌肉的拥抱,极度奋兴的疲驰,娇柔的低语,苦情的声诉,……他想着,寻索着,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此外,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亦能与人物性格和心理变化相融合,有情景交融之意境,如写法师因为情欲试验而来的迷茫心境:“风吹送着空山的各种天籁,金黄色的淡日挂在林梢,而山下的晚景也朦胧地隐在淡苍的烟霭里。老法师痴坐着,游离的心境正不知荡向何方?”这风烟落日诸多景色无不是心灵的起伏,既是写僧人,亦是现代人的生存感受所在。如写印空法师答应收养施团长的儿子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加烦扰的精神状态,也是先以冬日冷色调的压抑萧瑟为铺垫:“冬令也像是人之残年似的,沉冷而黯淡,朔风密雪弥漫住山峰,涧,谷,秃林。苍石道上行人本来稀少,何况在这冬日的山中。一切生物都闷藏了它们的踪迹,只有三两只野兔在雪窟中奔蹿。这不仅有情景交融的意味,而且很浓烈地预示着人物命运的悲剧结局。最后交代印空法师与其私生子皆在痛苦迷茫中死去的情节,亦以写景状物达到象征和隐喻之功:“窗外的朔风,狂吹起来,似是将人间的苦难被悲号散。”“盏中的莲子心已烂了,没有苦味。然而谁也没吃得下!”①寥寥数句无人影,狂风莲子,岂无情?小说总体上以全方位、多侧面手法刻画印空法师性格与心理变化,在此过程中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冲突没有成为重点,而是愈来愈接近现代人的生存和情感体验。正如刘增人所说:“初读起来,似乎觉得这是30年代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石秀》等深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先河,是在把人类的性本能描写为一种压抑不住的骚动,一种能够冲决理性堤岸的横蛮的力量;但再三品味,便会觉得小说细细写出的,乃是对圆满人生的一种期待和向往,从负面来看,便是对不圆满的人生形态的由衷的叹息与怅惘。”需要指出,此处之期待与向往既非对佛教的肯定,亦非对其质疑和批判,而是呈现出较为纯粹的美感,而这种美感之所以能够产生,甚至产生终极意义上的审美理暗示,佛教人物功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空法师既是实有,也存在艺术创造意义上自觉的“空白”。
    沈祖菜的小说《辩才禅师》主要通过历史题材来塑造辩才禅师的形象,揭示统治者为谋取《兰亭》而施展阴险手段之丑陋,同时含有对人性之恶的批判味道。小说主要以全聚焦视角和第三人称方式展开叙事,开首交代皇帝为谋取墨宝而苦恼及辩才禅师护宝有效的得意心情,可谓开门见山之铺垫;进而迂回曲折地描述御史大人如何假扮书生骗取辩才禅师的信任,最终以皇家获得墨宝而禅师深陷于悲伤告终。正是这先扬后抑的叙事结构,愈加造成鲜明对比的戏剧性效果。在此主题设置下,小说着力通过直接的言行描写、心理描写及细节描写凸显辩才禅师对《兰亭》近乎痴狂的深厚情感,如描写禅师从房梁上取下墨宝,小心翼翼守护之有如宗教信仰:“他将《兰亭》放在他的胸前,两只手臂紧紧地抱着它,他立刻感到生命的充实,他流下感激的眼泪了!从晶莹的泪光中,他窥见了天国。他感到神灵对于他的爱抚,从心底涌出了从来未有过的那样热烈的宗教的情绪和那样坚强的信仰的力量。他此刻完全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宗教的伟大!他不觉地跪了下来,喃喃地祷告着,表示他对于上天的慈惠的感谢!”③从佛教信仰和宗教性格的角度说,上述描写很难说严谨真实,其语言和思维皆近于神教性质之基督教而非禅宗生活,然作者正是以此凸显《兰亭》的重要性,并非刻画宗教性格。此外,小说亦有若千较为出食的环境描写,衬托辩才禅师的诸种心理变化,为故事情节延续发展烘托氛围,如御史大人假扮书生情节之前,就以秋天萧条凄凉的万物景色烘托法师渴望《兰亭》知己,最后结尾以夕阳和宝塔反衬皇家之险恶。此处辩才禅师的存在亦有“空筐”之意,只是较之于印空法师,更具现实风格。
    艾芜的《安全师》被收入《南行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明显具有作者诸多行旅小说的特征,结识的华侨和尚,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描述当时在缅甸小说主要通过“我予以描述和评价,尤其通过学习语言、”的内聚焦视角对安全师的言行体貌特征持守戒律等关键细节事件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描写尤其是宗教心理和宗教体验近乎闲如,所以“安全师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在异域行旅见闻中源于不同的人物性格观感而来的审美呈现,尤其是当我们将之与艾芜其他行旅小说并置综览时,此种审美觉受更为明确。《七指人》也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内聚焦视角塑造出忏悔负罪修行的和尚七指人,小说通过言行描写,尤其是关键的砍手指事件,巧妙有力地呈现其人生自觉与宗教人格,不过如果与《安全师》等小说笼统观之,七指人的审美意味未必弱于宗教意味。此外,两篇小说都鲜明地体现着艾芜行旅小说明快生动、简洁爽朗的文学风格。
    废名的《火神庙里的和尚》是和上述作品相似的佛教人物题材小说,不过因为废名具有相当深厚的佛教功底,所以宗教智慧、情感、思维乃至语言等都会不同程度地进入其文学创作,有助于其空灵、跳跃、和谐、淳朴、散文化的风格。在此篇小说中,作者以外聚焦视角和第三人称开叙事,废名以其散文化语言、跳跃性思维乃至蒙太奇效果的场景描写描述金喜和尚的宗教生活与性格,正面的语言、行动描写比较充分,侧面环境描写或状物叙事也能突出乡间宗教人物的日常性格,如写小狗与金喜在太阳之光和小河之水的美丽景色中和谐相处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喜和尚引发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人生玄思,亦非机锋禅语的活泼透彻,而是让我们更加亲切地感受到其所在乡村生活的美感,这也是金喜和尚的宗教心理和宗教体验相对较少的原因,废名的人物塑造倾向应该是自觉的。
    如果说全面参与类型的“佛教人物形象”独立性尚强,那么局部参与类型的艺术特色就相对减弱。首先,人物形象尤其是宗教元素往往并非小说重心所在;其次,作家整体艺术特色对其制约更为明显。如包天笑的小说《换巢莺凤》主要通过绿痕和女儿引凤出家云游来解决婚姻矛盾,从而求得大团圆的喜剧效果,宗教板依和宗教体验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小说叙事所彰显的主题意蕴,所以小说以外聚焦视角和第三人称方式简要叙述,言语风格颇与古典小说出家情节相似,主要在推进叙事进程、转化矛盾冲突的意义上引入尼姑身份,故事远大于形象。
    废名的长篇小说《桥》也基本是多用场景描写和言行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勾勒关帝庙里“吃菩萨饭”的和尚和紫云阁的老尼姑形象,突出乡村宗教人物朴素而有诗意的生活。徐舒的《鬼恋》虽然通过寺庙环境描写凸显女主人公是尼姑身份,但并没有就此展开任何言行心理描写或正面述,所以很大程度上是以佛教潜在的文化心理增强人物对人生失望痛苦的气氛,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中,出家人总与冷色调之消极心态有关联,相对的则是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精神,这种文化心理在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并没有被真正改变。长篇小说《江湖行》以第一人称内聚焦方式展开人生回忆,结尾提及“我”的出家为僧,但是并没有就此传达宗教体验和意义认同,此前的回忆叙事也没有凸显出宗教性格和宗教视角的统摄性和价值判断导向,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以虚化和形式化的方式产生审美张力与叙事空间,让读者在类似宗教的观想中体会人生。《幻觉》中墨龙的出家为僧也与此相似,僧人身份可保持间离效果,对人生悲剧产生审美静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人物设置主要是强化远古先人本就具有的混沌统摄性思维,佛教既是这种生命思维的历史性体现,也是人们可以返回先天自觉的有效途径。另外,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塑造幻莲和尚、履善和尚、解尘和尚等佛门人物,并无过多笔墨和精心设置,主要以语言描写、行动描写为文本提供潜在的气氛支撑和象征点染之力。总体而言,局部参与类型有叙事功能而少艺术特色。